气候变化都已经说了三十年，为什么我们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30年前，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在破坏性影响成为了头版新闻，而这种温室气体正是由燃烧化石燃料和雨林所产生的。
经过一个世纪的科学积累和观念上的巨大转变，这一切才得以实现。早在1896年，瑞典的先驱科学家Svante Arrhenius就首次估计了广泛燃烧煤炭所造成的变暖范围，但他主要认为这是一种恩惠，能在农业上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稳定、更好的气候，尤其是对地球上较冷的地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一些零散的新闻报道，其中包括1956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一篇非常清晰的文章，报道了从能源生产中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如何导致长期的环境变化。这篇文章在结尾中预见了解决有害排放的主要障碍：丰富的化石燃料。“煤炭和石油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充足且廉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值得，这两种能源都会继续被工业消耗。”
气候101：因果关系
气候确实在变化。但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气温上升如何影响环境和我们的生活?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1988年底成立，此前各种因素将温室效应推到了聚光灯下，那一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高温，亚马逊雨林和黄石国家公园发生了大火。就在一年前，世界各国就《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达成一致，制定了解决方案的大纲，这个议定书为消除某些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合成化合物制定了步骤。
6月23日，在参议院令人不安的证词中，一个时刻变得明确起来。James E. Hansen是一位气候科学家，他将研究重点从研究金星上灼热的环境转到地球上人为变化的大气上，他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温室效应已经被探测到，而且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气候。”
那个月晚些时候，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一届关于大气变化的世界会议上，我开始了一段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影响和相关能源选择的新闻旅程，这段旅程从未停止，从北极到白宫，从太阳能技术实验室和核电站燃料池到梵蒂冈。这么久来，问题的一些细节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在许多方面，主要问题仍大致保持在1988年我和其他记者发现这些问题时的样子。
1988年，各种因素，包括严重的干旱、高温和部分地区的大火，把温室效应推到了聚光灯下。
那年10月，我在《发现》杂志(Discover)上发表的封面文章提到了迈阿密面临的洪水威胁、可能增强了威力的飓风、中国预计的排放量激增、加州积雪的脆弱性以及水资源供应等问题，文章还描述了目前气候变暖预测中仍然存在的令人烦恼的不确定性，文章结尾以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B. McElroy的这句话结束：“如果我们选择接受这一挑战的话，目前看来我们可以大幅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这会使我们有时间来发展+和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机制，或者我们也可以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管，抱着最好的希望，在报应到来的时候默默承受。”
这个警告听起来很耳熟，从那以后，科学家、气候活动家和忧心忡忡的政客们就一直在发表类似的声明，但是他们的警告并没有阻止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格伦·彼得斯(Glen Peters)是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search)的一名科学家，他绘制了1870年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图表，发现过去30年中近一半的上升来自人类排放。
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也有很多进展，太阳能和风能系统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太阳下山、空气静止时保持照明所需的电池的性能也有很大提升。但是，世界仍然有85%以上的国家依赖化石燃料来满足能源需求。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对化石能源需求的不断上升，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已经被淹没了。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低碳核电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人们回想起过去的恐慌，迫切要求关闭老化的核电站，而且这些老化核电站高昂的成本也阻碍了新核电站的开发。
如何解释人类驱动的气候变化缺乏决定性进展?我花了31年的时间来报道和撰写与气候相关的故事、博客文章和书籍，最近我发现回过头去寻找让问题恶化的误解或错失的机会是有用的——尽管有时有些不舒服。
我们能说出这些主要的病因吗?各种各样的理论和目标几乎和各种各样的支持者一样多。其中包括：缺乏基础研究资金(我经常在这个阵营)，行业对政治的影响，媒体报道不佳，以及那些投资化石燃料或反对政府干预的人的怀疑。还有我们的“不便之心”，这是我对许多人类行为特征和社会规范的描述，这些特征和社会规范都不利于正确应对气候变化。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答案就像《东方快车谋杀案》中Agatha Christie的结论一样：所有嫌疑人都有罪。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与其说气候变化是一种环境上的错误，不如说是一种新兴的风险来源——至少就目前而言，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我们控制重大影响的能力。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行星尺度上的青春期》(adolescent on the Scale of a Planet)的文章中，我曾经对这个观点开过玩笑，认为我们人类正处于一个从青春期到成年的动荡过渡时期，化石燃料就是我们的睾丸激素，我们拒绝外界对人类成长的告诫。
但现实情况要比这个更加复杂，在落后的肯尼亚贫民窟和印度村庄，人们还在用非法的木炭或手工收集的树枝做饭，我对这些地方的报道越多，就越清楚地表明，在能源问题和气候灾害的脆弱性方面，并不存在单一的“我们”，富裕的“我们”可以转换成清洁能源，减少自身对热量、洪水等的脆弱性，但是，其余的人仍然还在挣扎着想要我们燃烧化石燃料获得的基本经济利益。
气候变化不同于我们所面临的任何环境问题。我们无法像解决雾霾或臭氧层空洞那样“修复”它。
一系列科学家和学者的研究支持了一个令人畏惧的结论：气候变化不同于我们所面临的任何环境问题。我们不能像解决雾霾或臭氧层空洞那样“修复”它，因为我们的法规和条约受到限制，技术变革也有限。气候变化在空间、时间和复杂性上都太大了;造成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对目前约75亿人(几十年内约增加至100亿人)在地球上的繁荣昌盛来说太重要了。
只有在把温室气体排放激增与人类活动的其他指标一并考虑在内时，地球上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才会逐渐露出轮廓。2015年的一份题为《The Great Acceleration》的科学报告中，包含了一个地球仪表盘，上面的图形显示了人类活动的各种信号，从热带森林的消失到造纸，再到用水，大多数图形的曲线与碳排放曲线和二氧化碳排放曲线的形状相同。因此，污染和气候影响是一种更广泛的情况的症状：这种人类与地球混合的时刻正更多地被称为“人类世”。
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已经开始评估我们星球在不同情况下的可能结果。他利用了关于太阳系外其他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的知识(我们对这些行星的知识正在迅速扩展)建立数学模型，并且为假设有感知物种居住的类地行星绘制了可能的轨道。
虽然这个数学模型相当简单，但出现了三个广泛的场景，弗兰克在他的新书《星光》(Light of the Stars)中这样描述。第一种情况是“软着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文明及其星球会平稳地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第二种是“死亡”，即一个星球的环境条件恶化，人口急剧下降，但似乎还能生存。弗兰克说：“很难预测一个科技文明是否能在大约70%的人口死亡的情况下存活下来。”
还有第三种情况：崩溃。弗兰克说：“人口增加了，星球‘变热了’，而到了某个时候，人口会锐减到零。我们甚至找到了在人口从高影响能源(化石燃料)转变为低影响能源(太阳能)后可能发生崩溃的解决方案。”
弗兰克的星际视角清楚地表明，气候危机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巨大的挑战，就像与癌症或贫困的战争一样，人们可能会花费一生、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以一种既紧迫又有耐心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这种观点的转变令人不安，但同时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意味着任何有动力和毅力的人都可以作出改变，无论你是一名教师、工程师、艺术家或投资者，或者仅仅作为一名积极参与的地球公民。
在探索太空以评估地球的前景时，弗兰克回到了James Hansen的起点——他早期对我们超热的邻居：金星的研究。今年早些时候，我问弗兰克，他对地球的未来有何看法：我们注定会像一根擦着的火柴一样，闪耀着明亮的光芒，但燃烧的时间很短暂吗?或者我们会像太阳能LED那样持续地发光?
弗兰克认为，任何一个可以进化成行星规模工业文明的生物圈都很难避免遭遇大的破坏。弗兰克说：“问题是，这种文明有多大的几率能挺过这样的一次转变，并且作为转变后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种获得的进化遗产，”他说，即种群是否能够根据适应需要来思考和行动，并负责任地经营一个新的现实。
这是关乎到地球的问题，他说：“我们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吗?我希望有，但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